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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车市发展启动新引擎****** 记者 吴博峰 文/摄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汽车市场稳定增长，对确保我国车市健康长远发展、为市场转型升级面临的各种挑战赢得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已连续13年稳居市场销量冠军宝座。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新活力、加速市场回暖，成为业内关心的焦点。 车市增长有底气 “尽管近几年我国车市出现了一定幅度波动，但车市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目前我国汽车工业产销已处于短期调整的尾声，未来车市将保持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向《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考虑到我国车市发展的特征和阶段，预计今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2760万辆，同比增长3%。 截至2022年，我国汽车市场年销量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在2500万辆以上。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曾公开表示，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汽车市场有相当大的需求潜力还未完全释放，考虑到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出行需求的提升，预期我国汽车市场全年销量的峰值在4000万辆左右。 无独有偶，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预计未来我国汽车全年销量的最高点在4000万辆左右，而现在全年最高销量始终未突破3000万辆关口，意味着我国汽车消费市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除此之外，作为拉动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二手车在汽车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激发二手车消费市场潜力，去年以来，二手车消费市场利好政策接踵而至。记者注意到，包括二手车行业临时产权制度、汽车年检放宽、取消二手车转籍限迁等利好政策释放，为二手车市场发展提供了信心和保障。 不久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提出为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新增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新年伊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换购已成为汽车市场的第一大需求，二手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活跃二手车市场，一方面置换消费会带来结构升级进而拉动新车销售；另一方面，二手车降低了消费门槛，通过畅通二手车的梯次消费和流通，能够有效扩大整个汽车消费规模。“综合来看，今年汽车市场会迎来新的增长阶段，期待主流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恢复，为稳定汽车消费市场信心奠定基础。”他说道。 多举措促消费 长期以来，当某项在汽车消费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利好政策退出市场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汽车市场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汽车市场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是广大消费者关心的话题。崔东树表示，当国家层面利好政策退出后，地方性利好政策的及时出台有助于缓解消费市场因政策切换所带来的焦虑，有助于国内汽车市场实现平稳过渡。 记者注意到，随着国内车市步入市场化发展的全新阶段，多地在去年底出台了多项汽车消费利好政策。仔细观察，这些地方性利好政策覆盖了消费者买车、用车各个环节，从多方面满足消费市场需求，为今年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提供了充分保障。 2022年12月12日，浙江省财政厅发布《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提前下达2023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合计157231万元，用于2018年至2020年度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和2020年至2022年度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拨。支持符合补贴政策要求的新能源车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新能源车产品消费。 2022年12月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持续推广新能源车，通过结合促消费政策实施安排，适时实施新购置符合条件新能源车购置补贴政策，以及对提前报废或迁出“国IV”及以下普通小汽车并购置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等，促进新能源车销售。 对于广大新能源车主而言，成熟的充电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是确保使用体验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一需求，四川省发改委等部门日前印发《四川省电能替代推进方案(2022—2025年)》，提出在城乡公共区域、高速公路、景区、居民小区等领域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期间，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突破20万根，建成布局合理、运行高效、安全稳定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优化市场环境 一直以来，为进一步稳定汽车消费，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有效维护了市场经营秩序、营造了良好消费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新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新版汽车“三包”)已于2022年1月1日施行。作为保护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汽车“三包”自实施以来，在解决汽车消费纠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版汽车“三包”增加了诸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其中新增七天可退换条款，使家用汽车直接进入“可退换时代”。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而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 随着智能汽车市场渗透率快速增长，车辆智能网联化功能已成为影响消费者购车的重要因素。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销量超288万辆，渗透率升至32.4%，同比增长46.2%。受此因素影响，新一代电子电气架构、车用操作系统、大算力计算芯片等技术得到突破，有关部门明显加强对汽车网联化领域的管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商用车辆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均属于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行业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引导生产企业生产满足行业需求的技术产品，推动其更大规模的应用，有效提升我国车辆的智能化技术水平及道路安全水平，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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